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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民族研究:中国的话语建构与表达

发布日期:2021-07-18 02:40   来源:未知   阅读:

  :跨国民族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起步后,经过近四十年的历程,从开始关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跨国民族现象入手,然后逐渐延伸到研究世界各个国家的跨国民族及其问题,以及更加宏观的全球性跨国移民问题。在此发展过程中,一直伴随着关于若干核心概念和基础理论的不同观点的论争,同时也正因为如此,跨国民族研究充满活力且不断深入,并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学科发展取向,以及中国特色的话语建构和表达,使得中国的跨国民族研究在国际学术领域占有特殊地位。

  基金: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边疆地区的边民离散与回归研究”(项目编号:14ZDB109)阶段性成果之一;

  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沿海沿边地区相继对外开放,人们对于边疆地区的人文社会比过去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跨国民族”1研究正是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并成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由于中国拥有众多跨国民族资源,因此其跨国民族研究在世界民族研究中可谓独树一帜,成果丰硕。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及成果的积累,中国的“跨国民族”研究出现了学科特色的发展取向,在人才队伍、机构、刊物、平台等方面均有大的发展,同时,相关理论问题探讨也在不断深入,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跨国民族研究架构和话语表达。

  从现代学科确立的基本标志看,一个学科的建立要有新的特指的研究对象以及解释该对象的需求;解释该对象因果序列或性质要自成一格;用于描述和解释该对象的事实材料须自成其类;形成收集、分类、分析和概括事实材料的特殊角度、方法和概念术语;有培养专业人员的机构和为同行提供导向的刊物和学会等。对照以上要素,从现有的研究状况看,中国的跨国民族研究的确出现了相对独立的学科发展取向。

  追根溯源,在中国最早使用“跨国界民族”(1981年)2和“跨境民族”概念(1984年)3的是广西民族学院的范宏贵教授。随后,中央民族学院(现为中央民族大学)陈永龄教授提出“跨界民族”概念(1986年)4;兰州大学马曼丽教授提出“跨国民族”概念(1995年)。5以上三个核心概念的先后出现,标志着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的出现。根据笔者了解,三位教授都是在研究中国的民族问题时,关注到了同一文化群体跨国而居的这一特殊现象,进而提出了相关概念。这些概念的提出并不是借鉴或翻译外国的,而是属于原创概念。虽然我们在梳理英文文献时,发现了若干词义相同或相近的词汇,例如cross-border ethnicity/cross-border ethnic group/ethnic group striding over the border/aboriginal group which straddle the border/frontier peoples/trans-border ethnic groups/trans-border ethnicity/ethnic groups across national boundaries/transnational ethnic groups/trans-border groups/ ethnic groups across national boundaries等。这些词汇的内涵虽然与中文概念相近或相同,但并不能说明中国的概念引介翻译自国外。非常有趣的是,笔者发现以上英文用词大多是在中文刊物的英文翻译中出现的。目前国内有关外国跨国民族研究的综述文章只有《国外跨界民族研究述论》6《西方跨界民族特点研究综述》两篇7,其中追溯最早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吉亨·维基耶沃顿(Gehan Wijeyewardene)主编的《大陆东南亚的跨国界民族》8是1990年出版的,这与笔者梳理文献的结果完全一致,显然国外学者并不比中国学者使用的相关概念更早。中外学者似乎是在同一时期各自独立形成了相似的学术关注点。

  随着研究对象的明确以及研究问题的不断集中和深入,一批学者逐渐加入跨国民族研究行列,其中既有边疆省区如云南、广西、新疆、黑龙江、吉林等高校的学者,也有身在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学者,彼此都在关注同样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国研究跨国民族及其问题代表性的学者有广西民族学院的范宏贵,曾道人论坛,中央民族学院的陈永龄、胡起望,广东民族学院的姜永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申旭、刘稚等;90年代代表性的学者有马曼丽、葛公尚、朱伦、金春子、王建民、曹兴、刘达成等;21世纪之后,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加入研究行列,这些学者主要有吴楚克、周建新、徐黎丽、孙春日、全信子、高志英、石茂明、施琳等,后起之秀更是层出不穷。同时也有部分前辈学者开始关注跨国民族研究领域,并发表了一些成果,例如马戎、金炳镐、方铁等。

  1981年之后,从最初在地方性刊物发表相关主题论文,到后来的出版著作、撰写研究报告等,有关跨国民族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不断产生。1999年《民族研究》第6期开辟专栏使用“跨界民族”概念用词发表了葛公尚9、曹兴10的文章;同时也使用“跨境民族”概念用词发表了范宏贵的文章11。2000年《民族研究》第5期发表了周建新、范宏贵使用“跨国民族”概念用词的文章12,这是国内民族学权威刊物在标题中第一次使用“跨国民族”概念用词。由此跨界民族、跨境民族和跨国民族概念逐渐得到中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且开始进入主流学术话语。

  与此前后,一批跨国民族研究代表性的成果先后问世,例如申旭、刘稚主编《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跨境民族》13;金春子、王建民编著《中国跨界民族》14;范宏贵著《同根生的民族》15;周建新著《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研究》16《和平跨居论--中国南方与大陆东南亚跨国民族地区“和平跨居”模式研究》17;石茂明著《跨国苗族研究--民族与国家的边界》18;葛公尚著《当代国际政治与跨界民族研究》19;金炳镐主编《跨界民族与民族问题》20等等。另外,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跨国民族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例如,《中国跨国民族研究综述》21《我国跨国民族研究回顾与展望:一个文献综述》22《近十五年来国内学界跨国民族研究综述》2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跨界民族问题研究综述》24《跨界民族的学术史扫描:概念、分类和研究内容》25《改革开放30年中国学界跨界民族研究评析》26等。据《国内跨界民族问题研究述评》统计认为,中国的跨国民族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起步,一直到90年代论文数量偏少,到2007年以后,文章数量明显增长,这说明跨界民族问题从2007年才真正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议题”27。这一切都表明,中国的跨国民族研究成果已经有了可观的积累。

  范宏贵、陈永龄、马曼丽等教授提出相关概念后,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随后招收了跨国民族研究方向的研究生。中央民族学院(1986年)、广西民族学院(2003年)、云南大学(2017年)等高校先后招收跨国民族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兰州大学(1996年)、广西民族大学(2014年)、云南大学(2017年)先后招收跨国民族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云南民族大学、延边大学的研究生开设了跨国民族研究课程。这些方向的设置和人才培养的背后,正是中国跨国民族及其问题研究与国家发展战略相关的现实需要所推动的。通过跨国民族研究方向的设立,有关学校培养了一批青年人才。

  2001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成立。2014年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在延边大学设立“跨界民族研究专业委员会”。2015年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边疆学专业委员会成立。2018年兰州大学中国边疆安全与发展研究中心设立“中国民族学会边境民族学专业委员会”。这些机构和委员会的设置都与“跨国民族”研究密切相关。

  1998年10月15-20日“首届中国跨界民族问题研讨会”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首府景洪市召开。1999年8月3-6日“第二届中国跨界民族问题研讨会”在吉林省延吉召开。2002年8月3-10日“第三届中国跨界民族问题研讨会”在云南省文山州普者黑召开。2009年5月,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和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民族发展与民族关系问题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了“中国跨国民族文化发展研究”国际会议。2014年以来吉林延边大学每年召开“跨界民族论坛”,至今已经连续举办了七届。2016-2017年,复旦大学连续召开了两届“跨界民族与周边国家关系论坛”。除此之外,广西民族大学从2014年开始面向全国招生连续举办了三届“跨国民族研究”暑期培训班。

  延边大学民族研究院、吉林省民族宗教研究中心从2015年开始出版“跨界民族研究丛书”《跨界民族研究》,至今已连续出版至第四辑。《跨界民族研究》不仅汇集了每年召开会议的文章,而且收录了国内研究“跨界民族”的最新成果,是关注此领域研究的学者难得的参考读物。同时,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跨界民族研究专业委员会和延边大学还不定期出版“跨界民族研究通讯”,介绍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和相关活动信息。

  以上事实都从一个侧面说明,跨国民族研究对象独特,内涵丰富,吸引并整合了一大批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开展研究,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并且催生了一批学术团体、专题会议、学术刊物等。这都说明,与跨国民族研究相关的国家社会治理现实需求旺盛,跨国民族研究的确成了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而且出现了多学科参与,多理论交叉,逐渐形成边缘学科的发展趋势。

  学者们首先在概念用词的使用上出现了差异,这实质上是对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从最初使用“跨境民族”“跨界民族”用词看,“跨境民族”主要指分布于现代主权国家边境地区的族群,“跨界民族”专指靠近现代主权国家边界一线的族群,显然是仁者见仁。但毫无疑问,跨境、跨界用词,都是边疆中心视角下的概念界定,在空间上一般聚焦于边境地区、边界两侧,在社会层面关注于这些区域跨居于边界两侧的同一文化群体。随着讨论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使用“跨国民族”,认为使用“跨国”用词最为恰当。28笔者之所以强调并使用“跨国”用词,是因为其包容性强,涵盖面宽,既可以指涉微观视野中的近距离跨界、跨境族群,也可以指涉宏观视野中全球国家体系范围内远距离跨越边界的同一文化群体。关键是“跨国”的“国”字突出了国家和主权象征,避免了“跨境”“跨界”容易在指涉国内或地区之间“境”“界”时产生的歧义,同时突破了地理空间具象的局限,更加抽象化概念化,但并不抵触“跨境”“跨界”用词的灵活运用。尽管在用词的选择上,不同学者有个人不同的理解和用词偏好,但并未影响跨国民族的整体研究。据统计,自1996年《民族译丛》更名为《世界民族》至2019年第5期以来,《世界民族》共刊出16篇文章在标题中涉及“跨界”“跨境”民族概念,其中使用“跨界”15次,使用“跨境”1次,但没有“跨国民族”的用词出现。29

  跨国民族研究离不开文献、田野、对比、综合等方法,但从已经产出的大量成果分析,主要有宏观和微观两种写作方法,宏观层面视野广阔,主要以面上资料分析为主,见长于政治学、国际关系等背景的学者;微观层面问题比较集中,往往聚焦田野村寨或社区,以田野调查资料深描为主,见长于民族学人类学等背景的学者。避开具体的方法和个案不谈,以下仅从目前学术界存在的两种不同研究视角简单进行归类。

  如果我们站在现代主权国家的立场看待跨国民族及其问题,我们的定位就是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这里的核心是国家、是国民。因此,我们便将邻国或非邻国的部分看作“他者”,并不关注这些“他者”与自我部分的文化是否相同,而是以不同的国民身份与“他者”区分开来。这完全是以公民的国家政治认同为前提的,实质上是一种国族主义的立场,也包含着中国-外国的结构分析。

  在这种自上而下的国家中心主义思想指导下,以国民身份作为标识,研究者和相关群体往往从国家立场出发,都将国家边界另一侧或其他国家的对方视作“他者”。研究者和相关群体自然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当然的整体,以国家边界为界线,国界之外的人都是“他者”,并不考虑这些“他者”的文化是否与自己相同。正因为如此,一些坚持自上而下视角开展研究的学者,因此认为根本就没有跨国民族存在,并且认为承认跨国民族的存在是危险的。

  这种自上而下的视角,在政治学、民族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领域表现突出,在民族学人类学领域同样具有影响。有些人忽视跨国民族社会的真实存在和内部密切联系,把国家看作一个互不相连的自成体系的文化孤岛,把国家边界看作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的分割线。甚至认为,国家建构的目的就是要有意阻断边界两侧的联系。显然,用边界阻断联系的视角,是一种将社会网络完全割裂的分析方法,在文化上是一种整齐划一的主观想象,在社会层面是一种罔顾事实的自我欺骗。这种绝对化的国家中心主义立场在政治和法律层面可以理解,但在文化和社会层面并不真实,也无法解释那些跨国而居的具有相同或相似文化传统的群体现象。因此,我们在肯定国家主义立场优先的前提下,还应当兼顾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以达到全貌的整体的客观的研究目的。

  如果我们站在跨国民族本位的视角,从跨国民族文化持有者的角度看,谁是“他者”便成为一个新的问题。从历史渊源和文化联系的角度看,邻国的或非邻国的具有同源文化关系的群体与“我者”是同一群体,他们在文化上不再是“他者”。这就有一个族际还是族缘关系,内部还是外部关系的问题。对此,人类学的微观视角开始显现出另一种真实。显然,如果我们在这里不考虑彼此的国民属性,单单看彼此的文化共性时,那么跨越国界的双方彼此就是一个文化民族,而邻近的或远离的其他民族反而成了“他者”。

  这里我们关注的中心是跨国民族本身,主位和主体多是“跨境”“跨界”的边民,但也不排斥那些远距离存在的“跨国”同源文化群体,只是在边境和边界一线的群体互动中这种视角更加明显而已。这种基于历史文化联系的视角,就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底层视角”,也是民族学人类学的微观视角,即站在跨国民族本位的角度看待世界,真正以跨国民族成员的文化身份看问题,在承认不同国民属性的前提下,同时肯定彼此跨国的文化联系。

  自下而上的视角让“我者”看到的跨国民族不过是相邻或非相邻国家的同一文化群体,他们在文化上是“自己人”,但在政治上是“他者”。关于边民跨国互动的大量民族志材料为我们呈现出的“我者”和“他者”,不过是常人社会的“邻里关系”或“亲戚关系”,相互之间的往来与其他社会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只是彼此之间多了一条有形的物理边界以及一条无形的社会边界,而边界的存在只是让“我者”感觉到边疆与内地的差异,国家中心与国家边缘的存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领土空间分割。

  对于“跨国民族”的研究,一些学者认为这样的研究对于主权国家是有害的,因为它把边界两侧的同一文化群体联系了起来,由此可能带来政治上对主权国家有害的民族主义的联想,以及可能出现的泛民族主义风险。马戎从“民族”概念用词切入,认为不宜使用“跨境民族”词汇,而应当使用“跨境族群”33词汇,就是认为使用“跨境民族”概念是有害的,有潜在的风险。吴启讷的文章同样对跨国民族研究充满忧虑,担心国外政治、文化、宗教、族群、人口政策的吸引会导致跨越国界的“泛民族主义”出现。34更有甚者,张勉认为壮侗语族中相关跨国民族研究是“预设立场”“鼓吹民族主义”。35与前述几位学者不同的是,曹兴在谈及跨界民族“问题”时,认为跨界民族问题“产生并发展了对国家的离心力”“诱发了危及国家领土主权的问题”“造成了地缘政治的不稳定”。36显然,后者从“问题”分析比较客观理性,但以上观点都偏重负面的分析和判断,其认识背后都反映着一种危害论的意识,而危害论的总体观点即认为研究跨国民族及其问题是弊大于利。

  归纳以上学者文章中的观点,其实存在着几个假设:一是认为跨国民族研究会有意无意地唤醒跨国同一文化群体的整体民族意识;二是认为现代主权国家建构就是要阻断跨国群体的内部联系;三是假定民族与国家存在必然对立的逻辑。显然,这是一种国际关系中纯粹的现实主义的理念,即把国家之间的关系定义为敌我关系、斗争关系,进而把跨国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也进行简单的类推。针对以上假设,首先就跨国民族现象研究而言,究竟是学者唤醒了边界两侧同一文化群体的认同意识,还是跨国文化群体的事实存在本身呈现给学者一个“发现”,这是不言自明的。跨国民族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回避和掩盖跨国民族真实存在的“社会事实”是不可能的。其次国家边界的建构并不是要有意阻断边界两侧人们的文化联系(也不可能绝对阻断),而是要建立统一的国家政治身份认同,以及对国家社会的有效治理。第三,民族与国家必然对抗的逻辑,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站不住脚的。“跨界民族成为所在国安全威胁是有着严格条件性的,它绝非必然成为 ‘问题’,也并不必定带来安全威胁。”37

  跨国民族研究队伍中的绝大多数学者认为“跨国民族”存在是不可回避的社会事实,相关研究可以促进不同国家间的民族交往,密切国家间关系,对人民和国家都是有益的。目前学界开展的许多研究也进一步证明了其“积极”的一面,使人们看到了真实的跨国民族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一些民族志的个案研究也为我们呈现出“一寨两国”38“一街两国”“一河两国”的真实图景,充分展现出跨国民族和平跨居、友好往来的生活场景。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跨国民族跨越国界的交往将日益频繁,“一带一路”倡议中所说的互联互通,民心相通,都是跨越了国家边界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笔者认为,在当下主权国家领土完整不容侵犯的前提下,跨国民族完全可以构建出相对稳定的和平跨居的生存发展模式39,并在现有主权国家结构框架内实现其民族社会的平稳发展,这对跨国民族群体以及所在国家的发展都是非常有益的。方天建认为,跨国民族因素在中国建构良性边疆外交中发挥着积极作用。40孙志香认为:“加强对跨界民族的研究不仅可以促进边境地区经济文化各项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巩固团结稳定的社会局面,而且对发展国家间睦邻友好关系,共同解决好存在的一些问题,抵制西方敌对势力的渗透,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都有着深远的意义。”41

  客观而论,绝大多数的研究者既看到了跨国民族研究能够推动跨国群体的民间交往,促进相邻或非相邻国家互联互通友好往来的一面,也看到了可能激发的潜在的一些社会和政治风险,是一种一分为二的辩证的观点看问题。曹兴认为,跨国民族之间的联系具有“正效应”和“负效应”两个方面,“不同类型的跨界民族问题所含有的危险性是不同的”。42刘稚认为,跨国民族发展“存在着两种发展趋势或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向好的“自然的和平的渐进过程”,一种是向坏的可能导致冲突甚至国家分裂的可能。43海黎波撰文对“我国跨界民族的双重作用和双刃剑效应”进行了辩证的分析。44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对于跨国民族的研究,我们既不必过于担心,也不可掉以轻心,只要加以辩证地认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跨国民族问题是可控可防可治的。绝对意义上的有害论和有益论都是不可取的。

  从跨国民族研究起步时的概念建构,研究者就从各种角度对跨国民族及其问题进行了类型划分。学者们先后提出的类型问题主要有:胡起望在界定跨境民族时,提出了广义和狭义的分类,并且根据跨国民族地域分布特点将其划分为ABCD四种类型45。曹兴从广义和狭义角度把跨界民族、跨境民族和跨国民族进行了区分,并且划分了双边主体、单边主体和双边均非主体三种跨界民族类型。46周建新对跨国民族从形成原因、现实存在形式、聚居和散居角度、政治角度、语言文字使用情况等多个角度进行了分类;47在研究中国南方与大陆东南亚跨国民族时,提出了“和平跨居”的文化和政治两种模式,认为政治模式是常态,文化模式是非常态;48在对中国跨国民族研究成果整体梳理的基础上,以国家主义和跨国主义视角,分析传统的和新兴的跨国民族问题,提出了跨国民族研究的“两大范式”。49金炳镐在其主编的教材中从跨国民族问题的性质和类别进行了四种划分:与领土争端有关的跨界民族问题,事关国家主权的跨界民族问题,与地缘政治密切相关的跨界民族问题,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跨界民族问题。50刘稚认为:“当今世界各国的跨界民族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政治人类学范畴的人们共同体,一种是文化人类学范畴的人们共同体。”51石茂明的划分在用词上使用了“迁徙形成的跨界族群”“边界确定形成的跨界族群”“双边跨界族群”“多边跨界族群”“有母国的跨界族群”“无母国的跨界族群”等52,但在本质上并没有新的推进。王军、黄鹏从跨国民族安全问题切入,香港论坛高手,提出了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分类,以及政治、文化和社会三大类型的安全威胁,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53

  周建新提出的“边疆中心视角”55,以人类学的微观视角,尊重跨国民族的文化联系,强调以边民为中心,正确认知和认识国家与地方的关系;“族缘政治”56概念,将跨国民族分布在不同国家之间的政治联动行为,定义为族缘政治行为。族缘政治理论摆脱了过去地缘政治理论单纯依据地理方位判断国际关系和局势发展的局限。

  邹吉忠在论述跨国民族研究的视角时,提出了“边域”的概念,试图将边界两侧看作一个整体,“生成和构建一种非军事、非政治的经济区域、社会区域、文化区域和生活区域”,并强调“跨国民族问题研究要走原创之路”。57施琳在研究国内外跨国民族现象的基础上,提出了“边境人类学”的概念58。方天建对于“边民”与“跨界民族”的属性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辨析。59这些理论探索,对于深化跨国民族及其问题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中国的跨国民族研究,如果从关注研究对象和回应国家需要层面看,实际上走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研究中国与周边国家历史上形成的跨国民族现象以及与跨国民族相关的问题。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及全球性跨国移民浪潮的出现,中国的跨国民族研究逐渐进入第二个阶段,即在研究历史遗留问题的同时,不得不面对新兴的跨国民族现象及其问题。作为拥有漫长陆路海路边界以及众多跨国民族人口的大国,无论是历史遗留问题,还是现实新兴问题,在中国都有广泛的存在。正因为如此,中国的跨国民族研究在拥有丰富物质基础的前提下,逐渐形成了基本的学术分析框架,进而在实践中形成了具有自我文化传统的价值理念。

  从世界历史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建立是古代国家体系瓦解以及近现代国家体系建构开始的分水岭,也是国际法形成的源头。在此之前,国家界线划定没有一套公认的行之有效的办法,边界盈亏和存废往往因为彼此实力的大小而变化无常;在此之后,随着国际法的出现和不断完善以及空间测绘技术的进步,逐步形成广泛的国际共识,国家界线逐渐被法律化、社会化、精确化、制度化,成为近现代主权国家建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之一。尽管世界上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边界,都是在西方列强近代殖民体系下被动产生的,许多边界的建构与划分充满着强权、血泪、不平等、屈辱和无奈,成为不得不接受的既成事实。

  1648-1911年间,中国封建王朝的天下家国体系遭遇了西方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但非常不幸的是,当时正是西方资本主义上升阶段,而中国的王朝帝国已经日渐衰落,因此俄、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将魔爪伸向了中国的边疆地区,并通过不平等条约先后划分了中国东北、西北、西南的边界,其中包括中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珲春东界约》《满洲里界约》《勘分西北界约记》《中法续议界务条款》《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等,导致当时中国大清王朝的传统疆域急剧收缩。“是故琉球灭而越南随之,越南削而缅甸又随之;其北则珲春一带及黑龙江以北,蹙地数千里;其西布哈尔、布鲁特、哈萨克诸回部,尽为俄罗斯所并吞”60。而此时的边界一旦划定,便成了后来主权国家边界的“起点”,以及后世继承和拥有国家领土的法理“凭据”。其后,清王朝覆亡,再经过民国时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的发展,中国最终形成了当下的960万平方千米陆地领土和2.28万千米的陆上边界。61

  作为文明古国,中国拥有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每当国家发生重大历史事件或面临重大转折时,当时所发生的一切都会被中央王朝和历代政府的历史书写者记录下来。在中国从古代向近代、现代转变的过程中,特别是涉及疆域划分的重大事件,都有清晰的历史资料记录在案。除了中国历代政府与周边国家签订的各种“边界条约”文献之外,还有大量记载当时边疆社会的历史资料。例如,中国与俄国签订不平等条约时规定的“人随地归”等原则,致使“地面分在何国,其人丁随地归为何国管辖”62。“至两国所属之哈萨克,原归俄者归俄,原归中国者归中国。”63。“朝鲜流民占垦吉林边地……遴派贤员清丈升科,领照纳租,归地方官管辖,一切章程奏明办理。”64吉林将军长顺颁发执照,令“韩(朝)愿去者听其自便,愿留者薙发易服,与华人一律编籍为氓,垦地纳租。”65 1895年法国强迫清政府把车里(今西双版纳)宣慰使司所属十二版纳之一的勐乌、乌德两地3000多平方公里,共132个村寨,6873户50862人割让给法国。66“由是勐乌、乌德遂为法国所吞并。惟两乌民族大半为摆夷、卡瑶,与云南边地民族相合,语言、风俗、习惯亦复一致,数百年来均归中国治理。”67这些史料都反映了当时边界划分造成跨国民族出现的根源所在。因此,关于中国跨国民族的源流,中国有充分的历史资料可供考证。

  中国与周边国家陆路边界的划分,直接导致了大量跨国民族人口的出现。这些跨国民族人口的形成,有因边界划分被动分割的,也有因边界划分主动自愿迁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经过1950-1979年的民族识别划分之后,中国确定了56个民族的人口结构。在这个基础之上,有学者研究认为,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跨界民族总数多达31个,占中国民族总数的55%”68。而根据笔者研究,以中国现行的56个民族称谓对比,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已划定边界地区的跨国民族有汉族、壮族、回族、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哈萨克族、朝鲜族、瑶族、苗族、彝族、布依族、哈尼族、傣族、傈僳族、仡佬族、拉祜族、佤族、景颇族、布朗族、阿昌族、怒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俄罗斯族、塔塔尔族、德昂族、独龙族、京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34个民族。69在这些跨国民族中,有的人口主体在中国境内,例如汉族、藏族、维吾尔族等,也有的人口主体在国外,例如国外哈萨克人、朝鲜人、京族等。由于众多的跨国民族数量,以及庞大的人口资源和多样性文化资源,为中国的跨国民族研究提供了最重要的物质条件,因此也必然注定了中国跨国民族研究的重要性和特殊性。

  中国的跨国民族研究,首先是在民族定义的基础上衍生出跨国民族的概念,并且根据概念内涵进一步甄别判断哪些群体属于跨国民族范畴,同时将这个概念标准放之四海进行世界范围的跨国民族研究;其次是在跨国民族实体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跨国民族问题研究,从研究对象的确定上升为对其存在问题的研究;最后是在对问题研究基础之上的中国经验的提炼。

  中国话语的建构和分析框架,主要表现在一系列中国原创词汇、基本立场和理论方法的出现。例如“跨界”“跨境”和“跨国”的论争,基本确定了研究的对象、范围、类型;在跨国民族及其问题研究中,研究主题涉及跨国民族的身份认同、跨国民族与国家安全、跨国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文化变迁、经济社会发展等。理论方法上,坚持国家主义立场优先,兼顾跨国主义视角,坚持唯物辩证法。但是,在基本问题的判断和分析框架中,我们还是以普遍的国际公认原则为讨论前提,例如在时间维度上,首先是依据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构的时间,作为古代国家与近现代国家边界建构的时间分界节点;在实践环节上,依据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规范签订相关边界条约为准则,确定近现代国家边界界线;在国民身份的确定上,是依据近现代“国籍法”确定并获得国民身份,等等。显然,只有经过国与国之间边界条约的签订,边界界线的最终勘定,以及国民身份的确定之后,跨国民族研究才有了法理依据。例如,1909年9月4日,日本与清政府签订《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后,在中日围绕朝鲜越界垦民土地所有权的纷争中,清朝切身体会到,若无成文的“国籍法”,此类事情将无法妥善处理。基于此,1909年参照世界各国的国籍法,《大清国籍条例》诞生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籍法。1910年吉林东南路兵备道根据国籍法制定了有关图们江以北朝鲜垦民入籍的《限制细则》《取缔细则》和《入籍细则》等。这都是中国对划界之后确定边民归属的实践活动。70《大清国籍法》在限制中国人脱离本国国籍的同时,对外国人加入中国国籍也提出了苛刻的条件。规定外国人“在清国连续居住十年以上”才能获得中国国籍;同时加入“清国国籍后,立即消除其国籍”等。1912年11月,民国政府为了应对日本在东北朝鲜人中制造“双重国籍”问题,不顾日本威胁,废除《大清国籍法》,重新制定了“中华民国”《国籍法》。这些法律的颁布,都是按照国际通行的法律制度解决国民身份问题的手段。

  总结历史经验,我们清楚地看到,在中国近代化的初期,由于国势衰微,几乎无法应对外部强权的侵略和掠夺,处处被动挨打。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才开始由被动转向主动,积极与周边国家构建和平环境,通过和平方式处理历史遗留的边界和边民问题。总体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本解决了与周边大多数国家的边界和边民问题。在1980年代之前,当时虽然没有形成跨国民族概念,但是很多问题的研究都是针对跨国民族本身展开的。后来,随着跨国民族研究领域的形成,针对性地提出了许多专有名词,并进行概念内涵分析,对认知了解中外跨国民族及其问题才有了专门的认识。在认知和研究跨国民族及其问题时,中国提出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睦邻、安邻、富邻”“亲诚惠容”等周边外交政策和理念,也成为我们研究各种跨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指导原则。我们要在坚持国家主权高于一切的前提下,积极引导跨国民族的民族意识与国家认同相协调,增强跨国民族的国家归属感。努力避免外部势力的不正当干预,遏制跨界民族问题的国际化倾向。积极发展边疆经济,不断改善和提高边民待遇,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自豪感。71 这些都是我们的成功经验。

  由此,中国对于跨国民族及其问题未来发展方向的基本理念已经逐渐清晰,即“‘和平跨居’应当是世界范围绝大多数跨国民族未来生存与发展最正向、最平稳、最主要的选项”72。“和平跨居”既是中国爱好和平思想的体现,也是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我们“务必对中国学者原创的‘和平跨居’等理论进行完善和深化,系统提炼出跨国民族研究中的中国线。显然,中国理念所包含的基本原则与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在涉及跨国民族问题时,我们强调尊重现有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分裂,始终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彰显着中国的和合文化。

  中国的跨国民族研究,在理论方法上,从一开始就立足于中国多民族社会的基础,充分认识多民族社会的多样性、复杂性、长期性、动态性、可塑性。这与西方社会以“一族一国”思想构建近现代国家的历史传统有着根本的区别。“用西方的单一民族国家概念是难以解释世界范围内民族与国家的关系的,更无法解释什么是跨界民族。”74中国从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社会国家”,源自西方的“民族国家”概念并不适用于中国的国家社会表述。其实“越来越多拥有少数民族的西方民主制度已经承认他们是‘多民族’国家,而不是‘民族国家’,他们承认在自己的领土上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民族”75。但是,这些社会事实并没有彻底改变西方社会的认识惯性,因此在西方的学术话语中很少看到“跨国民族”的存在,似乎“跨国民族”只是存在于西方社会之外。

  由于西方社会在学术理念上缺乏“多民族国家”和“跨国民族”存在的认识,因此其研究相对薄弱。而从目前中国跨国民族研究的学科发展取向看,一套中国话语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彰显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的“和平跨居”思想表达,也代表着世界人民向往和平的主流意识。“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76我们务必要在中国的跨国民族研究中增强学术自信,始终坚持主权国家立场的底线思维模式,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兼顾跨国主义的思维,既需要自上而下的视角,也需要自下而上的视角,辩证地解决中国的跨国民族问题,为世界各国治理跨国民族问题提供可资借鉴和参考的中国经验。